不论怎么说，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，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贡献。
不过，在1960年，哥伦比亚大学印出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》，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，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。
当时，中美处于严重对立状态，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。韦慕庭的论文，被浩渺的大洋阻隔。大洋此岸，并不知道中共“一大”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。
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，也在寻觅着中共“一大”文献……
1950年，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》。此文的写作时间，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时候。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，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。这篇文章，有一定的历史价值。
这么一篇历史文献，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、线装的书中发现的。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：《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》！
这是一部文言文写的书。没有标明什么出版社出版。
经过查证，此书“来历不凡”：
1927年4月6日清晨，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，突然包围、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、中东铁路办事处、庚子赔款委员会，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。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，非法搜去许多文件，内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》一文。
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（文言文），编成一本书——《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》。
这本印数很少的线装奇书，在解放后被找到一套。于是，那篇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》也就得以重见天日。
葛萨廖夫的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》，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，提到了中共“一大”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，谈及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——可惜，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。
不过，发现葛萨廖夫的文章，毕竟使人们对中共“一大”的纲领，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。
重大的进展，是在1956年9月中共“八大”之后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，与苏共交涉，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。
苏共经过仔细研究，答应交还一部分。
于是，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。
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视这批档案，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“一大”文件的俄译稿！
不言而喻，中共“一大”召开之际，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，把中共“一大”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，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。
查遍几箱档案，没有发现中共“一大”文件的中文原件。
于是，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。
在当时，中共“一大”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。还原译成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《党史资料汇报》第6号、第10号上。
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，还原译成的中文是否准确，中央档案馆筹备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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