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了张东荪，走了戴季陶。
来了陈望道，又来了李达。
1920年8月，一位身材壮实、三十岁的男子，刚从日本归来，前往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。
这位湖南口音的来访者，原本只是看望陈独秀，却被陈独秀留住了，从此竟住在渔阳里二号，成为《新青年》杂志的新编辑。
此人便是李达，号鹤鸣——毛泽东总是喊他“鹤鸣兄”。
李达的到来，使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共产党，添了一员虎将。
李达曾如此回忆道：“我回到上海以后，首先访问陈独秀，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，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，就邀请我参加，做了发起人，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，即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沈玄庐、陈望道、俞秀松、施存统（当时在日本）、杨明斋、李达。每次开会时，吴廷康（即维经斯基）都来参加。……
当时的李达，正处于热恋之中。
时值暑假，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理事从日本回到上海，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。
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。女联，亦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，会长徐宗汉乃黄兴夫人。黄兴，同盟会的元老，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总司令。偶然，李达在徐宗汉那里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，名叫王会悟。王会悟眉清目秀，知书达理，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。
李达，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家庭。在兄弟五人之中，唯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。
在李达上中学的时候，有两件事给了他莫大的影响。
一件事是学校里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，拆开来一看，那信竟是用鲜血写成的！
写信者名叫徐特立（后来他成为毛泽东的老师）。他断指写血书，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反日救国运动。
这封血书震撼了李达的心灵。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鲜血写信的徐特立……
另一件事是同学们为了抵制日货，把日本生产的文具堆在操场上，用火烧毁。点火时，发觉火柴也是日本货！可是，点火的同学在点火之后，不得不把这盒日本火柴留下来。因为倘若把这盒火柴也烧掉的话，下一回烧日货就没有火柴了！
他意识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。抱着“实业救国”的愿望，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，去日本学理工科。
在日本，他的心境是矛盾的，痛苦的：
我们一群留日的青年们，一方面感到耻辱，一方面滋长着反日情绪。老实说，我们是要忍耐着，在那里学习一点东西，以便将来回国搞好我们自己的国家。可是，当时国内的情势怎样呢？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，使得辛亥革命终于流产，出现了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局面。袁世凯被人民推翻以后，又出现了直系、奉系、皖系各派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；同时，南方也出现了川、滇、粤、桂各派新军阀互相争斗的局面。各派新旧军阀都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后台，发动内战。全国人民在蔓延的战火中，受着军阀们的剥削和压迫，都感到活不下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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