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共产主义之火在中国的上海、北京、长沙、武汉、济南逐一点燃之际，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广州。也出现了共产主义的“幽灵”。
广州是当时中国的一片热土。共产党的种子，最容易在那里萌芽。因为那里是孙中山的大本营，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。
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“记者团”抵达北京之后，便兵分几路：他自己率“主力”前往上海；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；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、俄共（布）党员斯托诺维奇，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，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。
热浪在广州澎湃，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，才使人舒了一口气。1920年9月，在寒带长大的斯托诺维奇新来乍到广州，真不习惯。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，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骑楼，他感到非常新奇。
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，叫Минор，即米诺尔。他与另一位俄共（布）党员Песлиh，即佩尔林，一起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。此外，还有那位既会讲法语又懂中文的越南人。斯托诺维奇用法语与那位越南人交谈。
斯托诺维奇此行的目的，是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。不过，他的公开身份是“远东共和国”记者。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，给人以“中立”的印象，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（布）党员。
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“光光”眼镜店二楼（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）。
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。在那里办起了“俄华通讯社”。
斯托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，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。不过，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，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，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，“扎根串联”那“根”都“扎”得很准。
也讲是缺乏工作经验，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“串联”的，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：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、谭祖荫，国文教师刘石心，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（他的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），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，他的弟弟、雅号“生意佬”的梁雨川，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。这七位，全是无政府主义者。
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，细细探究起来，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“向导”。陪同他们来广州的，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。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。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，后来又退出。
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”很自然的，黄凌霜引见的是广州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。
在那个时代，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，都举起了反军阀之旗，都要求民主。但是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，反对组织共产党，使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计划落空了。
当事者谭祖荫在1981年的回忆，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：
两个俄国人（引者注：指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）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，多数在“光光”二楼开，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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